【专题】昌黎五峰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

　　昌黎五峰山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李大钊一生之中曾8次来此游览、山居、避难、从事革命活动。昌黎五峰山诞生了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一场论战，见证了李大钊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心路历程。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撰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两篇理论巨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走向成熟与深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昌黎五峰山堪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

　　一、在昌黎五峰山诞生了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1919年暑假，李大钊来到昌黎五峰山。在五峰山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第一次在我国比较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的学说体系进行了分析，李大钊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李大钊还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说：“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那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功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独立认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发表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全面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使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面貌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

　　这篇论著发表后，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先进青年，在学习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了社会主流。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完成的这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昌黎五峰山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一场思想论战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公开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的传播，极力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胡适的言论发表之后，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论，先是蓝公武在《每周评论》第33号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提出了与胡适不同的观点。而后，李大钊在五峰山又给胡适寄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书信，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亮明了自己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深刻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而要有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他指出：“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并且李大钊率先提出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和改造社会，强调要依据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只有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开展经济的革命，必须以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作为工具，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工人运动，进行阶级斗争。否则，经济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李大钊在信中态度坚决地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在信的末尾，特意注明“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被胡适刊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公开发表。随后，胡适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认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无形中会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他说：“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李大钊也陆续写出用马克思主义回答社会根本性问题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所阐述的思想，标志着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说明李大钊准备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这场争论，并不是一场纯粹学理上的讨论，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首场论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随后，李大钊率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大学课堂和工人夜校，用于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指导工人和学生运动。率先选派党员到工人中间组建由中共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工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到农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工会组织和农村党支部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早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篇寄自昌黎五峰山的战斗檄文，发出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最强音。

　　三、昌黎五峰山见证了李大钊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心路历程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早期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李大钊将五峰山作为了第二故乡，五峰山见证了李大钊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心路历程。

　　1907年8月，李大钊从永平府中学投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以接受高等教育，接触现代思想。考学归来，和三个同乡学友第一次投进了五峰山的怀抱。欣逢如此绝美胜境，这些青年学子异常惊讶，认为自己来到了“人间奇境”和“世外桃源”。

　　1913年9月初，李大钊和同学郭须静一起来到昌黎五峰山山居10日。期间，李大钊对五峰山的自然美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写给同窗好友郁嶷的信中说：“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来飞去。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园，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凳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他又在《游碣石山杂记》中写到：“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囊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流露出自己曾产生过远离世俗，归隐山林的思想。可是，李大钊的“出世”思想在转瞬之间就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1913年9月11日，在昌黎火车站发生了5名铁路警察被日本驻屯军无辜杀害的惨案。李大钊异常愤慨，继而在《碣石山杂记》中写到：“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匆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他猛然醒悟到，在反动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下，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哪里还会有空山净土呢？很快就摒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和愿望，发下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誓言。而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

　　1915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和日本偷偷订立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撰写了6000多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2月2日，因参加政治斗争长期缺席被早稻田大学开除学籍。1916年5月，李大钊由日本启程回国之后，又到北京主笔《晨钟报》，写出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提出：“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战斗号角。1916年9月，到北京筹办《宪法公言》杂志。1917年1月，主笔《甲寅》日刊。这时的李大钊开始进入人生一个最为活跃的写作期。自1917年1月至4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就刊发文章66篇，极力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真理》《中国与中立国》《我国外交之曙光》《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德邦交之种种问题》《战争与人口问题》等等。1917年5月，李大钊借回乡探亲的机会，第三次来到昌黎五峰山，写出了《旅行日记》，对1911年的滦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文中，甚至对在昌黎等地出现的在东三省经商的人们开始携带家眷到东北定居的现象发出感慨：“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即日本少一个侵入东省者，斯不独一乡之幸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看到了中国革命新的希望。李大钊在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之后，开启了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1918年暑假，李大钊在五峰山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真谛进行了潜心研究，对中国如何借鉴俄国，开创新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刻思考。李大钊这次在五峰山山居一个月的时间，仅仅写了三首白话诗。一生中撰写出577鸿篇巨著的李大钊，竟然在1918年暑假至1918年11月份的4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政治文章，出现了一个空白区，不免令人费解。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其实这表明了李大钊思想正在处于探索和思考阶段，他的思想正处于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于1918年11月29日，他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声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918年12月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呼唤中国人民应当顺应世界潮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从此，李大钊的思想开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暑假，李大钊第五次登上五峰山。他首先集中精力写了与胡适论战的书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然后在五峰山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当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昌黎县“成美中学”的学生也开展了示威游行，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标语贴到了五峰山脚下的村庄。村庄的孩子们不懂得这些新鲜词语的含义，暑假期间曾来到五峰山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告诉孩子们说：“列强和军阀就是指大大小小的强盗，列强是大强盗，军阀是小强盗。只有打倒这些强盗，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五峰山平斗峰顶有一棵千年孤松，李大钊认为这棵孤松“孤立不群，傲视苍穹”，开始启用“孤松”作为自己的笔名，共用“孤松”的名字发表文章56篇。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化妆成商人，秘密由北京乘骡车出发，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商大计，决定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然后陈独秀由天津转赴上海，李大钊则来到昌黎五峰山。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陈独秀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被后人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此，李大钊勇立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头浪尖，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1924年5月，为了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追捕，李大钊化妆成商人，来到五峰山避难。在五峰山，李大钊给妻子赵纫兰写了一封书信，信中他满怀信心地写到：“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在白色恐怖面前，李大钊对自己所从事的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北方领袖，成为了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峰山韩文公祠那盏彻夜不熄的油灯，见证了中国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诞生的过程。五峰山崎岖的山路，留下了李大钊为革命活动操劳奔波的足迹。在五峰山，李大钊从一个爱国青年，从一个曾产生过“出世”思想的理想主义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向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转变、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昌黎五峰山堪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作者：何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