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

　　201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他第一个吹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进军的号角，并为此奋斗终生。李大钊1913年冬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特点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侵华罪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有着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对中日友好也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考察李大钊在日本留学对其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于当今正确认识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日本文化，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一、李大钊的日本留学经历

　　1910年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曾有多位先驱东渡日本求学,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陈独秀﹑董必武等。他们在日期间，适逢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蓬勃兴起，日本也因此成为这些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地。

　　1913年某个清晨，一个面目清秀，身材魁梧，满怀壮志的年轻人，背负着祖国的巨大苦难与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景，告别了亲友，收拾了行囊，远离了家乡，东渡扶桑，远渡重洋，踏上了前往东京的邮轮，去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路，实现其开波涛于万里，布国威于四方的民族复兴之梦，这个人便是时年24岁的李大钊。

　　当轮船行驶于浩瀚的太平洋上，李大钊伫立于甲板之上，遥望茫茫国土，眼观汹涌波涛，耳听浪花轰鸣，在海天一色中，他思绪万千，激动不已，奋笔疾书写下自己的爱国理想与豪情壮志，抒发了青年应发奋读书，慨然而担大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振兴中华的重任。怀着这样的理想，他进入了日本最优秀的私立学府——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

　　远离父母妻儿，放弃平静的生活来到异国他乡，李大钊牢记“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古训，克服困难迅速适应了异国的生活开始埋头苦读。入读政治学后，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如《国民之卧薪》《厌世心与自觉心》《民彝》《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这些文章都反映出李大钊深切的忧国忧民情怀，为其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曾跟随浮田和民教授学习国家学原理，跟随美浓部达吉教授学习帝国宪法，他救国心切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李大钊留日的3年中，日本并不平静。当时早稻田大学聚集了一批希望建立英式立宪政体的学者。这些学者的讲义里，充斥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民主氛围中熏陶的李大钊，于1915年2月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参与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会，并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护国战争爆发后，李大钊再次组织了留日学生总会，并负责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在这一过程中，他否定了留日前所谓“言治期”拥护袁世凯的立场，继续进行变革观的探索，之后促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6年5月，为了继续支持护法运动，李大钊最终选择中断学业返回祖国。

　　二、留学日本对李大钊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启蒙有着特殊意义。日本作为最早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国家之一，向邻国中国播下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种子，一些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关键词，其源头都来自日文。比如“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哲学”“法律”等。毫无疑问，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问题上。李大钊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留学前，他基本是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根本原因是：经过曾被李大钊热烈欢呼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了，而袁世凯的真面目又尚未暴露，他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致力于进行经济建设，尽快把中国建设成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从政制上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而且，他从1912年6月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6月发表《裁都督横议》等文，说明他主要矛头是反地方、反“藩镇”，而不反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甚至他在文中一面指责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一面为袁世凯辩护：中央“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然，这一时期，他也感到国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甚至一时苦闷而产生出世思想，但总的来说，在他留学前，看不出他拥袁的立场有什么改变。到日本留学后，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可以说他站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眼界开阔，各方信息量大增，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加之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形势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914年11月发表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转变拥袁立场的一个标志。从该文的整个内容来看，他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古德诺（美国人）、有贺长雄（日本人）这两个“客卿”的关系，但李大钊对他们的批判，自然是不利于袁世凯复辟阴谋的。同时，与留学前相比，李大钊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他在1913年4月的《大哀篇》中哀叹“吾民委无望矣”，在6月的《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也“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人民之患，“在无享权之能力”。而他1914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则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积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变化是如此明显。1915年2月在反对“二十一条”的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这些文章的锋芒是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的。日本学者富田升说认为：李大钊“是为同留日学生总会提倡的‘举国一致’口号保持一致，而慎重地避开了从正面对袁政府的批判”。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作法，李大钊是迫不得已的”。而他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中，明确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这表明李大钊个人立场已转向反袁，从此展开对袁的批判，以至后来不惜一时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而全力投入反袁、讨袁斗争之中。

　　在理论方面，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民之所以形成民的那种根本属性，是固有的，持常不变的，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随它转移，顺之者存，违之者亡。他的民彝思想，显然是对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希图为建立民主制度找到最根本的依据和条件。简而言之，民彝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使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无疑，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他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最早在日本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农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曾经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老师的吉野作造，从1914年4月在《中央公论》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开始，便不断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再有，李大钊就学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风，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不同的，加之拥护宪政运动的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些教师，如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在讲台上宣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学者森正夫说：“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当然，李大钊是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

　　另外，1914年5月章士钊于东京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此时陈独秀亦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以文会友，陈、李二人相识。《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为即将到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这些，对李大钊的思想都有影响。

　　三、留学日本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李大钊在留学前，发表了约二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理不出他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却发表了一批反映他早期哲学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如此集中地出现，此时的李大钊与他留学前大不相同了。

　　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在日本所受的影响分不开。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认为，加藤弘之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给予了重要影响，因为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就是以加藤弘之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两篇文章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当然，李大钊“虽说引用了加藤弘之的文章”，但他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盲从和效仿，而是具有自己的主体思想批判地继承和接受。

　　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不仅促进了当时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进程的加速，也为他十月革命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如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可看出，他在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同时，也认为这种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若它还不好，那也可以再加改变，自然，“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他的这种看法，显然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也就决非偶然了。

　　四、留学日本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在日本主要受到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六人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也正在该校任教授。“他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据早稻田大学1914年至1916年政治经济学科课程表，安部矶雄曾给李大钊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等课程。对此，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1918年，李大钊自己也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李大钊还注意阅读安部矶雄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的一则消息：“《捐赠杂志》：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以大批旧杂志捐助本校图书馆。据查，这些当时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注有“李守常先生捐助”字样的大量日文杂志，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其中，1914年至1916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订阅的。在这些杂志中，就有安部矶雄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文章。如1914年11月1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第11月号上，便载有安部的《法兰西、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第一、第二国际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关情况。如：文中谈到了法国工人党领导者儒尔·盖德，说他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谈到了1879年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也谈到190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说在会议上倍倍尔同入阁派饶勒斯等展开激烈论战而最后取得胜利等等。

　　在1914年12月1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12月号上，载有安部的《大战后的欧洲诸国》一文。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期上还登有1915年第1号——新年号预告。预告说明这一期是“俄罗斯文化号”，所列十五篇文章目录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从研究的角度感到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李大钊当时没有把这一期《六合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但既然是讲俄国的社会主义，想必会提到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接着，他又著文肯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与他留学日本所受到的这种影响有很大关系。日本学者森正夫认为：李大钊“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最初“送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通过李大钊从日本转道而送到中国的。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作了报道，但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报纸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马上从苏俄直接送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便瞩目于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研究，他开始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从而开始歌颂十月革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学说。接着，日本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现在已经搞清，李大钊“五四”后写作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从文中可看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一）（二）（三）部分，就是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堺利彦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宗教及哲学之物质的基础》两文为蓝本写作的。这说明，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

　　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是人们很熟悉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保持联系的同时，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保持联系，十分注意他们建立组织方面的活动。1920年底1921年初，李大钊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并函购了五十册该同盟的宗旨书，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组织方面的经验。　

　　五、留日期间注重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中日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长期以来，中国是日本的先生，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而到了近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学生变成了先生，先生变成了学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钊正是为了探个究竟，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去日本留学的。从他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至最后一篇《狱中自述》，都表明他注重中日两国的比较研究，并有很高的造诣。他1925年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有个颇有意思之处：即1838年以前，在年表上标明年代时，只附中国皇帝的年号，而从1838年开始，李大钊又附上了日本天皇的年号。如“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日天保九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实际上，我们可把年表1838年以后的部分，看作是近代中日两国的外交大事记、近代中日关系大事记。

　　李大钊尤为注意对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研究。1926年3月1日下午，李大钊应邀到女师大大礼堂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比较观》的演讲。他的演讲“极受听众之欢迎”。可惜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篇演讲记录稿，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从他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的一次演讲中可略知一二：“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亘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以后他也谈到：“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仍是很精彩的。

　　正是李大钊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诸方面分析得很透彻。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初，他已写文章呼吁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要警惕：“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7月，他更著文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侵略的急切性、优先性。因此他号召：“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事实上，在李大钊这些文章发表五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国学术界也一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观点。

　　总之，李大钊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对中日友好的憧憬也反映了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东亚发展的善良愿望。李大钊的日本观,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认识，也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判断。（作者：张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