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书画作品辨伪

　　关良(1900.10~1986.11)字良公，广东番禺人。其中国画擅长水墨写意戏剧人物，人物造型稚拙生动，富有情趣，笔墨敷彩简洁随意。他的油画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又吸取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单线平涂，讲究笔触，色调斑斓，具有民族气息。17岁随兄东渡日本学习美术。

　　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相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职。1924年以三十余件油画作品参加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第一届画展。1926年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是年夏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

　　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常欣赏京剧艺术，偏爱画戏剧人物，并拜师学戏，增加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1937年到昆明任教于国立艺专。1942年在成都举办戏曲人物画展，郭沫若、茅盾等为之题词称赞。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1957年与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莱比锡“伊姆茵采尔”出版公司为他出版画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举办《关良回顾展》。

　　关良的画，有素人画之气质，天然稚拙、不落俗套，在平实中蕴涵意趣。严格的学院教育并没有使他就范于某种固定的规则，没有泯灭艺术中难得的鲜活气。那心性和原真，承继了梁楷、黄慎等人的写意精神，又趋于更内在和精微的处理，在平面分割中纳入生拙笔墨，更具形式意味和个人色彩。

　　关良的画没有堂正之气和飘逸之姿，却得一“趣”字，留有孩童般的天趣和自然，常常不被外行看好，因此既入不得主流，又难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比如，白石老人的画意趣盎然，雅俗共赏，最得人缘；李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庄严深沉；潘天寿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味霸悍中夺人心；傅抱石有洒脱不羁之气，石鲁有悲愤气……这些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画家的“硬指标”。

　　关良的“硬指标”恰恰是这孩童气，戏曲人物与中国画的造型和笔墨观如约而至，得意忘形、不似之似，其趣得“戏”之精髓。关良对中国文化体悟之深，使他能很快登堂入室，画中国画之名掩了画油画之名，便很自然。所以，关良之才，重在融通。在东方与西方、民间与文人、学院与素人、谨严与随意之间取得了融会贯通。

　　图一图二均为署名关良的戏剧人物作品，画名《三打白骨精》，两幅作品用笔简练，笔势笔趣力求质朴、凝重、自然，甚至带点孩童画的稚嫩味，用墨做到滋润、鲜活、单纯、淡雅。只见孙悟空举棒奋起，白骨精应声跌倒，抬剑欲挡的过程，基本做到了神态生动，晕染质朴，极富笔趣。重点是不拘泥于对象的解剖、透视和比例，而是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传神写照，人物情态天真而幽默，尤其是眼神刻画最见功力，眼睛瞳孔用浓墨点睛极为传神，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翻滚打斗戏剧效果刻画的栩栩如生。

　　粗略一看，两幅画的构图、造型、动态、情景几乎一模一样，但仔细观察和比较之下，就会发现图一在人物的把握，对人物的神态、动作，以及服装的处理和用色上，略欠功夫，人物动态不够夸张，造型不够饱满，意态刻画软弱无力，尤其对衣纹的处理上，线条用得断断续续，十分琐碎，线条不够概括，其他在用色上，也是过于随意，基本就是平涂，色彩不够鲜明和造型不够立体，没有注意到人物的主次关系和虚实关系，导致画面平庸呆板，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于人物神态的刻画，随意几笔，敷衍了事。

　　而图二在人物的处理上就显得处处用心，尤其在用墨、用线、用色的细节上反复推敲，十分精到，尤其是表情的个性刻画，对“眼”的表现，勾眼眶，点眼睛，使得最后人物形象犹如粉墨重彩的戏剧效果一样，十分传神，微妙微肖。

关键词：书画,笔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