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杭州的书画市场与鉴藏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激起了人们对杭州无限的遐想。杭州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自古备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贾的青睐。明末清初时期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的两大都会。其中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再通过异常密集的水运商路,使江南各地的商品都涌向杭州,再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国内各地。杭城经济由此而逐步兴盛。

　　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杭州书画艺术市场的繁荣。杭州和南京苏州成为当时南方古董的交易中心。加上明末清初私家收藏的兴盛,江南地区集中了众多有名的书画鉴藏家,如冯梦祯、汪汝谦、李日华、项元汴、董其昌和汪砢玉等。他们之间交往密切,收藏的古玩书画艺术品颇丰。而杭州发达的交通网络,使他们的藏品在不同的空间内流通迅畅。

　　这时期,市场上活跃着大批的专职书画交易人,他们是书画市场和鉴藏家之间的中介人,对书画在不同地区的流通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水运商路与周边书画

　　　市场网络的形成

　　杭州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便于省内外各地往来。自隋大业六年(610)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后,贯通了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杭州遂成为大运河南端的终点。运河的开凿使杭州“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

　　据统计,明代杭州与域外交通线路至少有十五条之多,并有详细的记载,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中就有关于“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的介绍,另有著名文人陶承庆《新刻京本华互风物商程一览》,对沿途路况、名胜古迹都有细致的阐述。当时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两地,货物由水路运到这里集散。

　　杭州繁荣的艺术市场及密集的水运商路,串连起了周边地区的书画市场,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书画交易网络。那么,杭州与徽州、苏州、嘉兴等周边地区的书画市场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从地理上看,杭徽素来关系密切。杭徽为毗邻州府,仅隔一天日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达杭城。当时“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总共750里。新安澹畸子选辑《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计有天下水陆行程一百条之多,其中有八条以徽州为出发点,从徽州至杭州的路程计六百里。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此外,徽州鉴藏家收藏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吴其贞曾于1639年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可见徽州地区的收藏之盛。

　　然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繁荣书画市场的杭州,自然吸引了众多徽州鉴藏家和富商的到来,如汪汝谦就是典型人物,他与董其昌、陈继儒为好友,在杭州的鉴藏圈中颇有名望。此外,吴其贞曾在杭州昭庆寺徽人摆摊的书画铺中,购买过绘画作品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相当数量的徽人在杭州开设艺术品店铺。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兴的联系相对更紧密些。嘉兴处于苏、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鉴藏家及古董商来杭州时,嘉兴是必经之地。嘉兴为浙西大府,无论是地理位置或水运交通都极为优越:“巨海环其东南,具区浸其西北,左杭右苏,襟溪控湖,四望如砒。海滨广斥,盐田相望,镇海诸山隐隐列拱,百川环绕,而鸳鸯一湖停蓄其南,诚为泽国之雄,江东一都会也。”

　　但是,对嘉兴的艺术市场而言,事实上,嘉兴的书画市场并不能和杭州、苏州、南京等相提并论。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庙,苏州的虎丘和阊门,杭州的昭庆寺香市,都有稳定的古董店铺和专门的艺术品市场。但嘉兴却没有,他们只能靠摆地摊的形式经营书画艺术品,如《味水轩日记》所述:“是日,胡敬竹于院前摆摊铺持卷轴回。”然而,嘉兴却是江南书画流通的集散地之一。据《味水轩日记》统计,李日华过眼的宋以前画104件,元画251件,明画346件,合计701件之多,这还不包括12部名家的册页。8年间,往来于味水轩的古董商贩达256人次。从这些数字中,可以验证当时嘉兴的书画流通之盛。

　　之所以形成这般局势,既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又与当地几位收藏巨贾有关。嘉兴有项元汴“缥缃墨粉,富甲东南”的天籁阁。另有比项元汴晚数十年的汪爱荆、汪砢玉父子,在项去世二十四年后筑于城南的“东雅堂”,都早已是声名显赫。项家豪富,聚藏珍玩无数,在当时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贞所言:“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更是说道:“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皆绝世无价之宝。至李思训以下小幅,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其它墨迹及古彝鼎尤多”。

　　嘉兴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地古董商人频繁地来到嘉兴兜售书画。尤其是杭州的古董商显得十分活跃,他们经常携带书画过来上门求售,如味水轩记载:“八日,方樵逸引杭人余姓者携示宋元画册二十四叶,惟马、夏可指辩?熏馀俱杂手,又马远二方幅,一古槎钩艇,一松石琴趣”。还有长期定居杭州的印南僧,一年之中有好几次来嘉兴从事书画生意。这方面记载非常之多,足可以看出杭嘉两地艺术市场的关系。

　　这时期鉴藏家之间交往亦十分亲密。这些文人鉴藏家频繁地穿梭往来,对江南艺术市场的联系有着一定的作用。李日华每年必往杭州数次,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每次去总是入住昭庆寺。昭庆寺是出售书画古董的混合市场,李日华曾在这里购得一件郭熙的《扶桑晓日》,他家还有一幅沈周仿董源画也是“十年前得于昭庆寺廊摆摊铺”。除了购画游玩外,李还为众多的古董商和藏家鉴定书画。空余时间,也总会去看望他的老师冯梦祯。他们的交往始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底,那时李22岁,经常到冯的家里观赏古书画。而且李日华和董其昌都是从冯梦祯那里看到过王维《江山雪霁图》的。

　　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人和鉴藏家等在各地自由频繁地穿梭,使得杭州与周边的书画市场网络逐步形成。那么,文人士大夫、鉴藏家和古董商又是依靠什么出行的?换言之,两地之间互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在相关史料中看到,冯梦祯和李日华出行用的都是书画舫。董氏往来于松江和杭州之间,坐的也是画船。他们的很多书画活动便是在这些舟舫之中完成。如:“十日,吴山书画船泊我河次。访之,出示汉玉澡豆一,围径五寸,肤厚四分”。当时书画舫的用途多样,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到明末嘉兴烟雨楼情况时说:“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史载书画船为米芾所创。米芾性喜蓄书画,到处游走。凡乘船出游,必携所藏画轴法帖,船上高揭一牌:“米家书画船。”此名一出,当时文人学士之游船,都以“书画船”称,影响数百年。在《味水轩日记》中古董商来嘉兴的书画船有杭州的、南京的、苏州的、梁溪(无锡)的、徽州的、武康的等,说明当时这种书画舫已作为常用交通工具大范围使用了。

　　其实,市场网络不仅依靠水路商路及鉴藏家,更需要一批到处游走的专职书画交易人,他们足迹遍及南北,是实现书画异地交易和流通的中间人。

　　鉴藏家与书画的流通

　　专职书画交易人又称“牙人”。明清江南几乎每个行业都有牙行。至明代后期,牙行经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凡是农产品、丝绸、牲畜、布匹等,客商须经牙行才能买卖,小贩亦不得绕过牙行把商品私卖给顾客。事实上,他们也属于鉴藏家群体,只不过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人群。

　　牙人的出现,是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需要。当时有钱的文人士大夫和富贾大商很多,这些人虽然在财富上得到了极大满足,但社会地位方面终比不过世家大族。他们在鉴藏中经常被人所耻笑,就像米芾在《书史》中,曾嘲笑过有钱却不懂行的人从事鉴藏活动:“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借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因此,他们就需要专职书画商人进行引荐。专职书画交易人最通晓市场行情,在市场上穿针引线,买进卖出,成功后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即牙钱。所以,书画商品在书画交易人手中得以不断地异地交替流通。

　　这时期较为著名的鉴藏家兼专职书画交易人属上文提到的吴其贞。他的活动范围极其广,除徽州外,亦有扬州、杭州、绍兴、南京、京口等。吴在各地游走以搜求古玩字画,再卖到其他地方,从事的时间达几十年之久,可以说江南地区书画网络的构成与像吴其贞这类的书画交易人是密不可分的。

　　吴其贞时常带不同地区的书画商人一起来杭州观赏并购买字画。他自如地穿梭于各个阶层,特别喜欢和官僚阶层打交道。有一次在杭州张文光的钱塘公署中观赏宋元名作,其中有“王叔明雨竹图小纸画一幅,夏禹玉(圭)江山积雪图绢画一幅,郭河阳(熙)瀑布图绢画一幅,赵松雪(孟頫)浩然图绢画一幅,倪云林(瓒)珊瑚枝图纸画一小狭幅,钱舜举(选)江村捕鱼图纸画一幅。以上六图在钱塘张公署中观之”。这些作品被他收购之后,卖给全国各个地区。吴其贞曾为北方梁清标收购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在壬子年(1672)八月三日时,吴氏得知还收藏在杭州一匠人之手时,就托朋友何石公为他买来,收藏了一段时间,后来大概是经过张黄美之手,入藏于梁清标。

　　又有一次,吴其贞在杭州的觉苑寺从张黄美、吴肯仲手上观看了钱舜举《仙居图》、李唐《长夏江寺图》和马和之《毛诗图七则》等书画。这位张黄美不仅是古董商人?熏同时也是专职书画交易人?熏他在扬州有个专门的裱画室?熏代理北方书画。北方的书画市场颇有规模。早在明朝时,北京的“城陛庙”就有专门售古今图籍、商周鼎彝、秦汉匝镜和唐宋书画等场所。至清康熙三十三年后,“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帖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间有古董书画之店。而每岁之正月六日至十五日,则隙地皆有冷摊。古董书画,就地陈列。四方人士之精鉴赏者,至都,辄间津于厂焉”。

　　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的引起了北方藏家的极大兴趣,他们一般通过专职书画交易人的代购而获得艺术品。像张黄美,就是代理北方收藏巨头梁清标的书画。吴其贞记载他:“善于裱错,幼为(扬州)通判王公(王廷宾)装演,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梁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张黄美将所遇见的许多名迹都专归梁清标收藏。其中著名的有: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仙姑吴彩鸾《小楷唐韵》、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米芾《临兰亭卷》等名迹。

　　但是张黄美除了为梁清标收购绘画外,还专门替扬州通判王廷宾购买书画。吴其贞在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前后说道:“三图观于扬州通判王公斋头,系近日使张黄美买于京口张即之手”。看来书画交易人张黄美是南北书画双向互相买卖的,向北为梁清标收购字画,向南则为王廷宾。可谓南北双向交流。也就是说,北方的书画艺术品也通过专职书画交易人而流向南方:“右宋贤札子十七帖,皆一代名流鸿望,魁垒贤臣之笔,往岁客燕山,尝从朱忠禧公绿荫亭中阅此……此册为鬻书人持至江南,思重参军见之凄婉,遂出重资购之,命余题册尾”。

　　裱褙工因其工作环境的便利,经常接触原作,耳濡目染,时间久了自然对书画真伪有所领悟,于是便介入收藏,形成了不小的群体。因此,作为像张黄美这样的北方书画代理人不止一个,另有王际之。吴其贞《书画记》中写道:“盖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这位北京著名的裱工在吴门设有裱褙室,吴其贞曾在其裱褙室观赏了唐宋名迹书画计有九十八幅,而这些书画都是王际之准备带回北京的。这促使了杭州及江南各地的书画艺术品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专职书画交易人大量地流散到北方,正像吴其贞所言“夫四家收藏,前后已及百年,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岂地运使然耶?”

　　然像这类裱画室在杭城也有很多,吴其贞曾在杭城的裱画室观赏过《贯休罗海参图小绢画》十六幅。还在“杭城徐孟长裱室中”购得赵大年《溪山秋晓图》。杭州的装裱工在市场中异常活跃,他们也会像张黄美一样时常充当中介人,《味水轩日记》就提到李日华在杭州时,有“装潢人汤二引一客持物至寓”。实际上不仅是装裱工,甚至有些是书商也参与艺术市场中来,并携带书画买卖:“书贾载新镌诸书来求售。偶挟钱磬室一小幅。”看来收藏的繁盛使得参与市场的人群众多。

　　除了像吴其贞、张黄美和王际之这样的书画交易人外。这时期较有名的还有王越石(名廷琠),其人经常来杭州购画,或许是因为他有个从侄王君政在杭州从事古董生意,有业务上的往来。吴其贞在王越石家中看到过陆放翁《七言梅花诗二首一卷》、黄山谷《诗翰四则一卷》等书画,并曾购买了几幅:“余皆优孟衣冠。以上六种观於居安王越石家,余得其批示帖、桃莺图、树松图而归”。可知王越石家中的藏品规模不小。

　　作为商人,可能会有狡诈的一面。但众人对王越石的评价悬殊,吴其贞说他:“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张丑则觉得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难道他是双重性的人物?查阅史料发现,在《定窑鼎记》中有一则关于王越石用临摹的伪作代替真迹,后被人察觉,进而发生扭打并报官府的事实。这也难怪张丑对他会有如此反面的评价。但王越石很会做古董生意倒是真的,如一只白定圆鼎炉“越石兄弟叔侄共使一千二百缗购入,后来售于璐藩,得值加倍”。

　　从以上分析可知,艺术交易人在市场上的活动加快了杭州艺术市场的书画流通,贸易网络逐步得以形成。但是,杭州的书画市场网络不仅在国内,它还与国外有海外贸易的往来。

关键词：书画,市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