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回画派：雕刻“俄罗斯记忆”

　　《空雪橇》

　　《霜降树林》

　　《利·季·马托琳娜肖像》

　　《养蜂人》

　　《溺亡的妇女》

　　巡回画派的“俄罗斯记忆”首先体现为俄罗斯各阶层民众的“生活记忆”。

　　农民与农村生活成为画家倾情描绘的对象，列宾曾说：“现在农民就是评判者，需要表现他们的利益。”

　　在展览序厅，陈列着克拉姆斯柯依的画作《养蜂人》(1872年)，一张与岁月博弈的面孔呈现在观众眼前，那是一个正在回忆往昔的俄罗斯农民，孤独、辛劳、衰老，却没有失去内心的尊严。在瓦西里·马克西莫夫的作品《生病的丈夫》(1881年)中，赤贫的农民濒临绝望，家里的顶梁柱奄奄一息，妻子所能做的只是虔诚地祈祷，婴儿则被放置在充满暗示性的黑色摇篮里。而彼罗夫的《铁路旁的一幕》(1868年)则表现了火车与农民的戏剧性相遇，暗示着“冰冷”的现代文明已经闯入封闭、质朴的俄罗斯农村。

　　飞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当然是画家们描绘的重点。弗拉基米尔·马科夫斯基的《卖格瓦斯的人》(1879年)描绘了莫斯科最大商场“猎人商场”的一角，展现了俄罗斯的市井风俗。彼罗夫的作品《溺亡的妇女》(1867年)则表现了莫斯科阴暗的一面，抽烟的警察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自杀的少妇，清晨薄雾笼罩的克里姆林宫衬托出城市生活的冷酷无情。

　　平民知识分子视“平等”为最重要的伦理价值，对阶级差异非常敏感，这也体现在展出的巡回画派创作中。

　　《地方自治局的午餐》(1872年)是米亚索耶多夫的代表作，借助一面墙壁的分隔，表现了地方自治局成员之间心照不宣的阶层划分，抨击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不彻底性。

　　在马科夫斯基的《看望穷人》中，小人物的窘迫、沉重与大人物的倨傲、虚伪形成对比，表现出俄罗斯社会鲜明的贫富差异与对立。

　　巡回画派的画笔也描绘“60年代人”——思想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关注他们改造俄罗斯社会的行动与命运。

　　在伊拉里翁·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空雪橇》(1872年)中，一位平民知识分子缩在空荡荡雪橇里瑟瑟发抖，目的地显然是农村，那里可能是他外省的家乡，也可能是他渴望启蒙民众的舞台。冰天雪地，灰色乌鸦，撒欢的小狗，衬托了他的孤独与边缘化的现实处境。

　　亚历山大·莫罗佐夫的《农村免费学校》(1863年)表现了“60年代人”理想化的一面，他们(或她们)来到民间，满怀深情地教授农村儿童识字，坚信自己的努力将会改变国家的未来。

　　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到人民中去”运动，知识青年们奔赴农村，成为教师、书记员、医护人员以及仓库保管员，一部分激进分子则鼓动农民反抗沙皇专制。

　　列宾的《宣传者被捕》(1880-1889年)直接描绘了这场民粹主义运动，革命者并未获得群众响应，有些人则因农民举报而被捕。民粹主义运动的失败导致“60年代人”的内部分裂，一部分人选择了更为激烈的反抗方式。

　　在列宾的《集会》(1883年)中，昏暗的灯光构筑了极为压抑的密谋场面。画中的青年男女属于激进的革命组织“民意党”，他们主张展开全面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少量暗杀行动打击专制政府，并刺激俄罗斯社会。他们选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主要目标，共采取了6次“猎杀沙皇”行动，终于在1881年3月取得成功，却从此迎来了更加黑暗的专制时代。

　　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正经历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古老的文化传统吸引着巡回画派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在阅读了语言学家与民俗学者收集的大量俄罗斯民间歌谣后，瓦西里·波列诺夫创作了《勇士歌说唱者尼基塔·波格丹诺夫》(1876年)，塑造了一位“来自人民中”、“有天赋和生活思想”的吟游诗人形象。

　　伟大的历史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将笔触投向他遥远的故乡西伯利亚，他的《利·季·马托林娜肖像》(1892年)描绘了一位哥萨克妇女色彩缤纷的民族服饰与健康、迷人的面孔。

　　另一位大画家维克托·瓦斯涅佐夫自称“带有幻想色彩的历史学家”，在《地下王国的三位公主》(1879-1881年)中，画家采取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手法，将黄金、宝石与煤炭塑造为三位身着民族服饰的俄罗斯少女，表现了俄罗斯大地的富饶与美丽。

　　英雄记忆：为灿烂星河绘文化图谱

　　19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星汉灿烂的时代，在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文化巨人”。他们被视为“当代英雄”，是“民族的良知、理智、力量和未来”。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敏锐把握住与文化大师共存的时代契机，从7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创建一座文化名人肖像画廊，向最优秀的巡回画派画家克拉姆斯柯依、盖依、彼罗夫、列宾等人定制“俄罗斯作家、音乐家以及艺术和学术领域各种名人”的肖像，俄罗斯的“民族英雄、民族杰出儿女的形象”(列宾语)因此得以保存。

　　走入展厅中，观众首先可以看到列宾绘制的《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恰科夫肖像》(1901年)。特列恰科夫凝神伫立于画廊大厅，沉浸在自己一生最珍爱的事业中。他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收藏家，还“独自一人肩负起创立俄罗斯绘画流派的全部任务”，“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伟大功绩”(列宾语)。

　　正因为与特列恰科夫这样伟大的伯乐相遇，俄罗斯天才画家们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作为巡回画派的精神领袖，克拉姆斯柯依在《自画像》(1874年)中呈现出严肃、坚毅、心系祖国命运的自我写照。在为画坛战友伊万·希施金创作的肖像(1973年)中，克拉姆斯柯依将这位风景画家放置于他无比热爱的大自然中，表达了理想主义的人格塑造。在克拉姆斯柯依笔下，他钟爱的学生列宾有着一张年轻的迷人面孔(1876年)，如此平静、优雅，充满热情又略带羞涩，这个温柔的男子未来将成长为俄罗斯绘画的“沙皇”。

　　在这位绘画“沙皇”笔下，艺术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呈现出“50多岁热情青年”的气质(1873年)。脾气火爆的斯塔索夫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坚定捍卫者与鼓吹者，他不仅用生花妙笔为巡回画派持久地辩护，还为以穆索尔斯基、鲍罗丁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强力集团”高声呐喊。在巡回画派的艺术旅途上，特列恰科夫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斯塔索夫则是指引航向的灯塔。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进入“黄金时代”，而“大变革”后的文学创作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辉，并在全世界树立了俄罗斯文化的品位与尊严，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也成为巡回画派艺术家争相描绘的“精神导师”。

　　彼罗夫绘制了《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肖像》(1871年)，表现了这位“俄罗斯戏剧之父”亲切、生动的形象。奥斯特洛夫斯基代表着俄罗斯戏剧文化整整一个时代，对中国读者而言，难以忘怀的是《大雷雨》中“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语)与《没有陪嫁的新娘》中的“残酷罗曼史”。

　　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天性之深邃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其数量众多的肖像画组成了一座别样的“托尔斯泰画廊”。据说，在众多画作中，托尔斯泰最喜爱的是尼古拉·盖依的作品(1884年)。此时，陷于精神危机中的托翁正在写作《我的信仰是什么？》，苦苦追寻心中的上帝。作为信徒与精神密友，盖依描绘了大作家思如泉涌的情形，表现出深刻的理解与崇敬。

　　约瑟夫·布拉兹的《安东·契诃夫肖像》(1898年)是特列恰科夫生前最后一件定制作品，记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经典形象。与前辈作家相比，契诃夫的神情更为冷峻、忧郁，这既是他个人气质，也是时代困境的折射。在小说《套中人》、《第六病室》，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神情和气质。

　　情绪记忆：俄罗斯之子写俄罗斯大地

　　巡回画派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多种多样的面孔与千姿百态的生活，还烙印了19世纪下半叶希望与忧郁并存的“俄罗斯情绪”。最能体现这种情绪记忆的，就是描绘俄罗斯“亲切、可爱大自然”的风景画。

　　巡回画派第一代风景画家成长于“斯拉夫主义”热情燃烧的年代，典型的故乡风物总能激发他们内心深处最动听的歌曲。

　　阿列克谢·萨符拉索夫的《有橡树的夏日风景》(19世纪50年代中期)描绘了初夏时分万物勃发的景色，遮天蔽日的树木，雨水冲刷的沙土，以及泛着倒影的一处处水洼，都蕴涵着“俄罗斯之子”激动人心的情感。而在《霜降树林》中，木屋旁的树林被描绘成自然给予的真正奇迹，在冬日阳光下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对俄罗斯风景更加豪迈的赞美来自“森林之王”希施金。《傍晚》(1871年)全景式呈现了俄罗斯乡村的宁静夜色，仿佛一曲哀婉又恢弘的“田园交响乐”。《阳光下的松树》(1886年)让人嗅到森林中树脂的味道，高大树木挺拔的躯干仿佛一代俄罗斯人强健的姿态与灵魂。

　　在“光的艺术家”库茵芝的作品《北方》(1879年)中，高远的天空与辽阔的平原交融于远景的迷雾中，近景的岩石上则耸立着孤独的松树。这幅浪漫主义画作使人联想起俄罗斯社会源远流长的“北方崇拜”情结，古老传统与时代主题凝聚在萧瑟、沉郁、神圣的民族化风景中。

　　在知识分子心中，俄罗斯第一大河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常常化身为国家、民族的诗意形象，自然也成为巡回画派艺术家的抒情对象与精神家园。

　　瓦西里耶夫的《伏尔加河沿岸泻湖》(1870年，图九)如同一曲浪漫主义挽歌，表达了对俄罗斯大地的热切眷恋与深沉忧虑。

　　在伊萨克·列维坦的《伏尔加河上》(1888年)的画面里，静静流淌、水量丰沛的河流激发起对生命存在乃至民族命运的诗意沉思。而在波列诺夫的《奥卡河·秋天》(20世纪前10年)里，蜿蜒的河流犹如悠长婉转的乐曲，诉说着俄罗斯人的悲欢哀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平民知识分子”不再扮演社会思潮的主角，艺术家们也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这一代最优秀的艺术家瓦连京·谢洛夫创作了《在窗边》(1886年)，将温柔爱意地化作未婚妻奥莉加·特鲁布尼科娃纯洁、羞涩的人间风景，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

　　深受印象派画风影响的科罗温，则完全离开俄罗斯的现实语境。他的《玫瑰·巴黎》(1911年)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创造出明亮、诗意的“色彩音乐”。茹科夫斯基的《林中春天》(1918年)描绘了俄罗斯风景画中最常见的残雪景象，但不再倾注知识分子的忧思，只呈现运动的节律与明快的感受。

　　属于巡回画派的时代终将告别，但俄罗斯天空的阴霾并未散去，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道路依然如伏尔加河般千回百转。

　　即便在群星闪烁的19世纪下半叶，巡回画派也并未获得众口一词的赞颂。有评论家认为，巡回画派艺术家“给这个时代增添了更多的争议，而不是艺术”。但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巡回画派艺术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与感染力，那些凝固在画布上的历史记忆不仅奏响了俄罗斯大地的丰富和声，也曾拨动整个世界的心弦。

　　背景

　　贵族逐渐式微平民开始发声

　　巡回画派生于忧患

　　2015年4月24日，“伏尔加河回响——特列恰科夫画廊藏巡回画派精品”主题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共呈现35位艺术大师的64幅经典画作，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巡回画派的艺术世界。

　　巡回画派诞生于俄罗斯社会的“大变革”时代。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政治与经济危机全面爆发。1861年，内忧外患中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农奴宣言，2000多万农奴成为自由人。农奴制的废除加快了俄罗斯的现代化步履，也带来了更多问题与痛苦、沉思与行动。

　　就像文学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父与子》描述的那样，俄罗斯思想界开始经历代际交替，充满理想主义、主张温和改良的贵族知识分子(父辈)日渐式微，以激进思想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子辈)登上历史舞台。后者在思想史上被称为“60年代人”，他们被认为是俄罗斯民粹主义乃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先驱。

　　巡回画派艺术家多数属于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粉丝”，他们服膺车氏“美就是生活”的审美理念，“相信内容比形式更重要，艺术必须为教育大众和捍卫大众的利益这个更高的目的服务”(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这种思想渊源决定了巡回画派作品的特殊面貌，它们不仅呈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也以视觉形态保留了19世纪后半叶珍贵的“俄罗斯记忆”。文/王抒

　　一个画廊

　　与一个画派的缘分

　　1856年，纺织商人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得到了两张油画，胡佳科夫的《遭遇芬兰匪徒》与希尔德的《诱惑》)，从此开启了特列恰科夫画廊的收藏历史。

　　1863年，因自主选择创作题目和内容的请求被拒绝，以伊万·克拉姆斯柯依为首的14位皇家美术学院学生宣布退学，这就是俄罗斯艺术史上著名的“14人起义”。

　　1870年，克拉姆斯柯依与莫斯科画家瓦西里·彼罗夫、格里高利·米亚索耶多夫等人共同建立了“巡回艺术展览协会”，标志着“巡回画派”正式形成。同年夏天，画坛新星费多尔·瓦西里耶夫与皇家美术学院学生伊里亚·列宾结伴到伏尔加河沿岸旅行写生，分别创作了伏尔加河组画与经典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开启了俄罗斯艺术的中心篇章。文/王抒

关键词：巡回画派,雕刻,艺术,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