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国瓷艺家在景德镇的朝圣之旅
《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 神秘的白瓷堪称促成东西方交流的最重要文物。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从此引发了整个欧洲对瓷器的狂热。400年间,西方无人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瓷器被称作“白金”,成为中国的不传之秘,而一条瓷路也在东西方之间逐渐形成。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作家埃德蒙·德瓦尔从中国开始,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座世界性的瓷都: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结合了各种史料,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并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白瓷之路》正是作者这一朝圣之旅的生动记录。 碎瓷片 汽车驶离新修的公路,驶上一条旧公路,穿过两栋民房继续向上行驶。两栋房子都是三层,砌了山墙,左边那栋建有镀金的科林斯柱式门廊。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变得这样有钱? 四四方方的稻田里,禾苗还嫩。我们一路颠簸着上了山,停在另一栋民房前面。这是一座现代房屋,半用灰泥粉刷,半露出轻薄的中国墙砖,几间旧谷仓,周围树木丛生。一辆废旧汽车停在焦渣地面上。我们在一座小山的背风处,海拔几百英尺的高度,一片竹林努力向山脊的方向生长。再前面是一座山。我们下方是几块农田,打理得漫不经心。还有一汪小湖,泥泞的斜坡上长了一圈芦苇。 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朝我们喊话。我的向导跟她做了解释,也是喊话,说我是个考古学家,一位学者,我的行动是合法的。 我们的汽车轮胎下面杂草丛生,其间可见破碎的匣钵,有褐色的,有黑色的;粗糙的拉坯成型的器皿,拉坯纹高高隆起,直径五六英寸。还可以见到许多碎瓷片,灰白色的弯月形瓷片埋在红色的泥土中。我捡起了第一块碎瓷片,它只有拇指宽,是一只12世纪的酒杯的杯底,曾有收得很细的手柄连着花瓣状的杯体。它薄得不可思议,并不是白色的,而是极轻盈浅淡的青绿色,通体有褐色的网状细碎裂纹,数百年埋在土中,把它弄脏了。 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我恭敬地捧着它,好像找到的是基督的圣杯。周围的人看到我圣灵附体般陶醉的样子,全都笑了,因为再往上走,整片山坡都是碎瓷片。瓷片倾泻而下,犹如一本词典,写满了瓷器可能出错的所有方式。这不是个胡乱丢弃、各不相干的废品堆,这是一道瓷器的完整风景。 我弯下腰又捡起一块瓷片。这一块的底部太薄,而且凹陷扭曲,像新艺术风格的女孩形象。另一块漂亮的秸秆色瓷片,是烧造时吹进了气泡,导致瓷器破碎。还有一大块板结的疙瘩,是三个匣钵与三只白碗紧压在一起,显然烧制时温度太高,加热太快,时间太久,结果生成了这块奇特的地质产物。 夏天的雨水使泥土如此松软,每走一步都会踩到一只瓷罐的外壁,一个底足圈,一只深绿色瓷碗的碗心,外壁饰有篦划纹,漩涡纹釉面之下绘着牡丹花。 我捏着这块碎片,用食指滑过它的纹饰。要做这种纹饰,你必须把握好碗坯如皮革般柔韧的时刻,使篦状工具与碗坯能够紧密咬合。碗坯若是太软,就会出现钩丝,变得毛糙;碗坯若是太硬,刻具就会滑脱,或者使碗坯破裂。如此精准的技艺、如此之多的残品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使时间概念对我而言彻底坍塌。我想我了解这只碗。它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用了一分钟,也许更短,在像今天这样的上午晾晒了几个小时,然后修坯。条板上也许排列着十几只这样的碗。修坯后再把它交给彩绘工,中午时分完工。 因为怕有蛇,我们用木棍拨拉着,飒飒地从灌木丛中走过。我感到自己与这里的一切声气相通,一阵狂喜中我把几个碎瓷片抛回到山坡上。十分钟后,我想要找回属于我的产自12世纪的陶瓷酒杯碎片,掂掂它的重量。但是这遍地的碎瓷片让我望而生畏。 这样的废品堆,在附近的山峦有数百处。这里并不是一处重要的窑址,它在艺术史上平淡无奇,没有文字记载。只有周边的农民知道它的存在。他们不得不清理垃圾,把碎瓷片铲到一边以平整豆田。这里近年来稍稍为人所知,零星有人来碰运气,又是挖掘又是筛选,想找到一些宝贝,带去12英里外的城里,在星期一的集市上叫卖。 八百年前,这座山坡上一定出现过数十名陶工的身影。冬天,他们在泥水中艰难跋涉,夏天,在像今天这样炎热的上午忍受蚊虫叮咬,而一年四季都有蛇出没。残次品可能一出窑炉口就被随手向身后一扔,年深日久,碎瓷片混杂在石头中间,在春雨中随着泥土发生位移。数以千万计的盆碟杯罐烧制失败,每只开裂的匣钵都要重做,每摞发生变形的茶碗都要再用几个小时加以调整,半天的工夫就白费了。这里的陶工想必是以做好的成品计件付酬,而不是领取薪水。一千年前的一首诗写道:“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这就回答了我的疑问:既然瓷器这么容易烧制失败,而且如此频繁地烧制失败,你要怎样维持生计?答案就是:更加辛勤地工作。做得更多,再多一些。 高岭土 从这里向南望去,越过山谷依稀能够看到那条河流。它穿城而过,河面宽几百英尺,自北向南流向长江。在我身后30英里开外,就是那几座构成高岭的山丘。群山连绵,向四面八方延伸,山上森林密布,呈现一片浓墨重彩的绿色。 我查阅了所有相关的地图。17世纪的中国地图是标明了房屋、瓷窑和河流分布情况的简图。还有一个世纪后耶稣会神父们绘制的地图,最早执着地尝试向西方介绍这个国家。但我对于眼前这般景致依然毫无准备。这是一块山河秀丽的拼图,土地、森林、河流和村庄在我面前豁然展现。地利与人和、贸易与品位偶然在此地凝聚,把它变成了世界瓷器的中心。 我已经有了打算,我要登上那座山,重走瓷器的原料被带回城里的那条小路。 瓷器是由两种矿物制成。 第一种物质是白墩子,也叫瓷石。用景德镇流传的一种生动的说法,它构成了瓷器的肌肉。瓷石赋予瓷器硬度和透明的质地。第二种物质是高岭土,也叫瓷土,它构成瓷器的骨骼,赋予瓷器可塑性。白墩子和高岭土在高温下结合,生成玻化的外形:分子层面的空间被玻璃填充,容器由此变得致密无孔。 “中国瓷器的一切,”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以权威的口吻写道,“都归结于瓷泥的配制和前期的准备工作。”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一个富商告诉我,若干年前,几个欧洲人把白墩子买回国,试图烧造瓷器,但是没有使用高岭土,结果归于失败……这个中国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 这个故事是这次旅程的一个醒目路标。要想制作表面光洁、具有可塑性的瓷胎,使之能够承受窑炉的煅烧,就必须懂得这种二元配方。两种原料都必须加以净化,然后以正确的比例配制,使之既具有可塑性,容许你在瓷胎上操作,又具有力度,以便能够承受高温煅烧。其中一种配料太多,瓷泥就难以拉坯或者用模具成型;另一种加太多,瓷胎就会在烧制所需的高温下变形。这些配料比例的变化是由陶工们在制作特定的器物时,对瓷泥不断调试和摸索的结果。他们要琢磨某一批高足杯何以发生变形,也需要调整用量以应对瓷泥商人不时抬高的价格。 虽然只用白墩子,少量添加其他物质,也能制成瓷器,但晶莹剔透的白瓷却是出自这种二元配方,它在一千多年前由陶工自己钻研摸索,在景德镇发明,进而形成伟大的传统。 白墩子在这里并不难找到,城市周边就发掘出了宋朝的古矿巷道。开采白墩子无需高深的专业知识,它有时坚硬,有时又像变质面包的质地,可以根据精细度分为无数等级,不过最上等的那种是“白而微汗,造瓷不挫”。 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把最高品质的白墩子劈开,可以看到鹿角菜似的黑色斑纹。鹿角菜是此地山坡上生长的一种植物,我脚下就有。白墩子里含有斑斑点点的云母。 高岭土是白色的,含有发光的云母粉末,但比较难找到。最好的高岭土为皇室专用,被视为“官土”,其他人若是使用便会触犯法律,遭到严厉的惩处。它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明朝的一位官员用诗情画意的笔调如此形容高品质的高岭土中所含石英和云母的微弱痕迹,这些杂质都要淘洗干净。 这些特殊的土矿枯竭以后就被封闭,以防平民滥用废料。随着时间流逝,土矿要么坍塌,要么渐渐逼近并侵占古老的祖先墓地,于是只得停止生产。人们为这些矿山唱响挽歌,歌颂它们的特殊超凡,随后任其湮灭无闻。 高岭土的名字源自我想去拜谒的那座山——高岭,高高的山岭。 公路蜿蜒向上。山腰间蓦地出现了几栋摇摇欲坠的房舍,门口凌乱地堆着几只破轮胎,还有几块稻田。这里是个穷地方。树种起了变化,松树和竹林间第一次出现了胶皮枫香树。几条清凉的溪流十分湍急,好似从水墨画里径自流出。我们在瀑布上方的一座桥边停下,上了一条小路朝一处矿坑走去。周围杂草丛生,参天大树投下浓重的阴影。 矿洞的入口高五英尺,刚好够一人进出。我钻了进去,停了一下让眼睛适应里面的黑暗。这座矿向后推进了20英尺,然后在一个塌方处草草收尾。用手摸了摸矿道表面,一层水珠附在上面。矿壁是白色的,留有大块劈砍的痕迹,点缀着绿色条纹。有些石块大约是新近掉落的,脚下的地面散落着几块更加干净洁白的碎石。捡起一块用手指一捏,它便化为粉末,银光闪闪。 就是这个。这就是高岭土,我朝圣的起点。我的向导在叫我,问我在里面还好吗。 这些矿坑如今已经废弃。这座山里曾经坑道密布,纵横交错,工人们把松软的白色岩层劈下来,把一篮篮高岭土传递到地面,接着传递到山坡,背到山下。一切矿业开采看起来都很可怕。但我想知道在地底深处,瓷土握在手里这种松软是什么感觉。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御瓷厂总管张化美曾上奏,称这些山坡的格层如此之多,开采高岭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劳民伤财,这件事情不可能做到。你仿佛听到他气恼的声音。 但在这一刻我一点也不关心皇帝作何反应。这就是高岭,我的第一座白土山。我两手灰白,沾满了白色的尘土。 我果真进入了那座白土山的内部一探究竟,感到心满意足。 我开始规划接下来十天的活动。我想到各种可能性,或许我能找到一些人,瓷器因他们的技艺才得以问世。我内心的指南在飞速旋转。我终于来到一个可以亲眼看看人们怎么使用钴料的地方。我想看一看他们怎么开窑。为了制作大件瓷器,我费心地琢磨了25年,在这里观摩一下大器的正确做法,再好不过。我还想找几件真正晶莹剔透的白瓷带回家。十天时间感觉不太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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