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共融—潘公凯水墨民族属性

　　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这是潘公凯的最大愿望。对于中国水墨作品的发展问题，潘公凯认为既要学习、参考、借鉴西方文化发展的长处，也要坚守对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自信心，要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发掘、弘扬自身特色。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在美术界，潘公凯教授作为当代中国画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水墨画家，一直就是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践行者。他不但先后担任了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院这两所中国最知名艺术院校的掌门人，主持并实现了两所院校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在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事业贡献卓著之外，还在中国水墨画创作、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现代性研究、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及观念作品创作、当代建筑设计创作等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与重要的学术贡献，并分别在上述各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跨学科研究格局之广博，程度之深入，成果之丰硕，堪称当今中国艺术学术界最为独特的“个案”。他为人处世、治学为艺始终坚持着传统知识分子内敛、低调的作派，并进行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创造性挑战。

　　中国水墨的“民族属性”

　　在于书画共融

　　172万，这是潘公凯先生2014年的水墨作品《仲夏之夜》的最新成交价。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美术学院的院长，并在旧金山、纽约、香港、巴黎等地举行过大型的个人画展的水墨画大家，潘公凯作品的成交价一直非常稳健、平缓地走在上升通道。潘公凯先生从未利用过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影响力将自己的作品卖出“天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在文革期间，还是在美国“洋插队”期间，他始终坚守水墨“民族属性”的创作技巧，强调水墨创作要“书画共融”，要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最终实现“传承与创新”。

　　“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或者笔法，跟书法有很大的共通性，或者说书法对水墨画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它们在笔墨的评价标准上都非常一致。书法怎样用笔是好的，画画里面怎样用笔是好的，都是很一致的，说法上也是一致的。像这样一种密切的关联，是中国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西方艺术中其实也有类似关联性，比如西方的油画跟雕塑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中国的绘画跟中国书法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就是文化系统的不同，就是文化传承的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是价值。你把这个不同给弄没了，价值就没了。所以这个独特性，或者说是跟其他文化不同的这部分，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潘公凯教授告诉《投资者报》，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们多半是漂着的。因为艺术是非常个体的劳动，它不需要合作，就一支画笔，走到哪儿都可以画。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当时也是漂来漂去的。

　　“现在有很多华人艺术家在美国，这并不是坏事，美国的学习条件好、文化资源丰富，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把自己的艺术基础打扎实。但同时一定要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因为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我们黑头发是打不过黄头发的，所以一定要拿出自己的特色来。那么这个特色从何而来呢？只能到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否则想要三年、五年自己创作出一个文化特色是创作不出来的，要在文化传统中去找新的生长点。这个传统文化是你的资源，是你的财富，你不用就是傻。”潘公凯如是说。

　　除了坚守文艺的“民族属性”，“淡泊名利”也是潘公凯身上的一大特征，尽管自己桃李遍天下，尽管他的《月初堕》在2014年也拍出了1510万的高价，但潘公凯从来没有被市场所奴役，他只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教书育人、办好大学，也包括画好水墨画。

　　“对于名利，我是不太去想的，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至于名声怎么样，都是别人愿意宣传一下就宣传一下，别人不愿意宣传我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名和利说得最好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能够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才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所以说我不管是做什么事，比如当院长，我要当到最好；画画，我要画到最好；做理论，我也希望做到最好。至于有名气还是没名气，其实是一个机遇性的问题。运气好，有人愿意写文章认同你也不是坏事儿。如果运气不好大家都看不懂你的水墨画，十六七年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也不难受，因为我的水墨画本身有价值、有质量，摆在那儿就行啦，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和承认。”潘公凯告诉《投资者报》，自己是一个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的人，永远在工作。春节、年初一、年三十都在工作。

　　“我成功的经验只有一个，那就是吃苦吃得多了，对苦就不以为苦。别人觉得已经累得半死了，我觉得没啥呀，没什么问题的，就这样。我的工作时间，比我的博士生要长。博士生大概三十来岁，都是年轻人，他们都顶不住了，都打瞌睡了，我可以继续上课，可以连续讲课六小时到八小时。”潘公凯笑着说。

　　水墨画越有中国气息越能走向国际

　　“我很喜欢潘公凯的作品，很有力量，笔触很重，有很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潘公凯做到了把水墨推向国际。水墨是个很了不起的东西，有那么庞大的体系和悠久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国水墨画试图变成别的东西。但我认为，如果把水墨因素拿掉，就很难认识中国艺术的悠久传统。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是，艺术家们把西方发生的事情拿过来，强加于自己的作品中，外在地叠加在中国内容上，比如波普，他们就画一些‘文革’的东西，再把可口可乐标志放在上边，这类东西，我觉得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国际著名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阿瑟?丹托这样评价潘公凯的作品。

　　事实上，这也是潘公凯水墨作品强大的生命力所在。潘公凯在中国当代画坛可以称为“推行传统国画当代转型运动的领袖”。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精通多种不同的艺术媒介：水墨画、装置艺术、建筑设计，以及他所说的生活艺术。他也和当今其它前卫艺术家一样，通过不断的创作实践，积极地探索水墨这一传统艺术实践在21世纪艺术中的各种表现形式，但他始终坚守着要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始终保持着中国和西方艺术路径的分离。他既没有跟随当下西方观众所熟知的、当代中国政治波普或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方向，也没有像当代艺术家徐冰和谷文达一样以观念艺术的方式，解构传统中国的文字与诗意，反而用一种“雪融”的意象高傲地宣示着自己的艺术主张。

　　“我在潘公凯的展览中看到一件很迷人的作品，它令我产生强烈的反应，其中蕴含优美的隐喻令我兴奋，这件装置的名字就是《坐忘之舟》。另外一件装置就是《融》(或《雪融》)也令我印象深刻，以英文字母组成的雪片落在中国水墨画成的荷花上，化作营养被荷花吸收，荷花保持了自身的形态，储备了雪水的营养，在来年春天又再次焕发青春活力。我想这表达了他对于阿瑟?丹托的不同意见，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这其中蕴含的隐喻非常吸引我，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的袭击，但是西方的雪片最终融化，作为营养进入中国荷花的传统中，生生不息，超越了一切攻击、抵抗、敌意。对于文化冲突来说，这是非常美妙愉快的解决之道。”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艺术理论家汉斯?贝尔廷在一次看完潘公凯的水墨画展后兴奋地说道。

　　在守护“民族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这是潘公凯画笔下的荷花的生命力之所在。众所周知，在中国绘画历史上，有不少画家以画荷出名，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都享有盛誉。要想在博大精深的画荷传统或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显然，还必须将这个传统往前推进一步。而这一步，潘公凯显然是做到了。

　　“简要地说，潘公凯发展了一种大写意语言。通过这种大写意语言，潘公凯将传统文人画从小书斋中解放出来，能够适应当代人的视觉要求。”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彭峰表示，在潘公凯水墨画中的诸多自然题材中，包含了一系列对荷花的阐释。荷花是中国艺术和文化尤为偏爱的一个主题。荷花始于淤泥，出于淤泥，盛开出纯美之花，而后凋零。到来年春天，新荷出水，生命循环周而复始。荷花由此成为一个贴切的比喻，象征人类生命从出生到终结的存在中不同生命阶段的变化，以及生命之生生不息。

　　“潘公凯先生的作品虽以花卉为表现主体，但绝非闲情偶寄,而是有着探讨中国画如何通过传统笔墨的改造而出新意于法度之外的远大襟怀。他的作品最适宜远观其势，不仅是因为他考虑到了现代美术馆的开阔空间所带来的与古人不同的视觉欣赏方式，更在于他对文人画的笔墨传统加以改造，传达了中国古代壁画般的宏大气势。”艺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如是说。

　　水墨领域“继承与发扬”的集大成者

　　“我在潘公凯的水墨中看到他为人的正直、执着和做事的认真，性格的倔强以至有些固执，看到他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修养，也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义的情怀。”美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称，潘公凯的画是意象的，充分发挥着水墨特有的抽象性，有时迷醉于水墨的抽象美，这一点他比当今一般水墨画家走得更远，更不用说比他的父辈们了，但他没有踏进抽象主义的疆域，从他的素质和修养看，他似乎不可能走向纯粹的抽象主义。他深知，传统水墨特有的意象性有极大的审美包容度，也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更多的美术评论人士认为，潘公凯先生之所以审慎地处理情、景、境之间的关系，既是为了追求作品精神内涵与形式语言表现力的丰富性，也是为了保持与传统水墨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力求不使水墨与传统的人文精神脱节而走向“实验水墨”或“非水墨画”的境地。

　　比如，为适应现代展示环境和人们审美需求，摆脱目前流行的用传统的小笔墨来组合的画面状态，又能够在精神内涵与形式美感上不流于空泛，潘公凯做了费尽心思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果。

　　“潘公凯在他的近作中，使用水墨的尺度明显变大，如他有的作品甚至占据了整面墙的长度，像2010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2011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展览过的《雪融》，其画面就是由一系列抽象的黑色墨迹构成，有可能仍然借用荷花的姿态，点缀以仿如雪片堆积的白墨(雪中带字，与绘画形成混合体。)在潘公凯的另一件大型作品中，他以毛笔直接画在固定于地面的大幅宣纸上。一张记录他作画过程的摄影让人想起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在50年代创作行动绘画的技法。在像这样一些当代水墨画实验中，潘公凯和其它一些当代中国艺术家一样，希望在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中拓展和激活一个重要的传统。”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蒂斯?卡特称，如果以马塞尔?杜尚(1887-1968)为参照，可能为理解潘公凯的这件新作提供了一些线索。在杜尚和潘公凯之间存在一个可能的联系，就是他们都希望削弱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分离。两人都有极大的原发动力，以各自的方式，挑战任何对艺术与生活的分割。但二人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杜尚的作品基本上只能以头脑进入，潘公凯装置的外部空间分割为一个虚拟的球状天体星系，完全笼罩在天空般的蓝光之下，有可能喻示宇宙空间。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大小都使得观众有可能进入。另一方面，仅仅在物理空间层面进入潘公凯的装置尚不足以完成对作品的理解，作品还是一支船桨，带观者抵达彼岸的想象，作品还是一座观念的灯塔，照亮对艺术未来可能性的理解。

　　另一方面，潘公凯在用大笔触、大墨块布局时，仍然十分注意发挥笔力、墨韵的作用，并且在落笔之后更加审时度势地做因势利导的处理，然后再细心收拾细部，在保留大气势的基础上讲究笔墨情趣。这样的处理技巧，其实也是潘公凯先生内心最真实的映照。因为无论是缘于人生历练，还是出自现实需求，潘公凯先生都在长期思考着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美术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特别努力探寻中国水墨艺术发展的规律。宽阔展开与聚焦深入的思考，构成了他立体的思维结构与感觉事物的方式，一旦动笔作画，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形式语言，都体现出“思”为先导、“艺”为落实的属性。

　　“潘公凯先生长期对画史画论乃至中国画的现、当代发展脉迹作深入研究，他深明从现代到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基本课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这个大课题面前将展开不同的个性路向，他自己着力探寻的是将传统笔墨感觉与现代视觉构成这两极通接起来。”前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称，熟悉潘公凯先生的同仁都知道他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对自然生命的观照与感怀发自丰富与敏感的内心世界。但是，自然形象只是他抒发情怀的出发点，他在画中要表达的乃是被自然生命意象所激发的感性。而在水墨画艺术意境上，潘公凯先生追求的是写意与现代的叠合，此种“叠合”也是形与意的叠合、理与度的叠合。他强化了形式构成的抽象性，使画面形象显现出超逸尺幅的张力；他控制着形体和墨色的层次，使画面空间的深度与展开的广度形成恰适的关系；他用中锋长线，可见沉稳的笔力，在墨色层次上，则见细腻的修养。正是因为他对中国画的品、质、格有着理性的辨识，他的作品总是表现出清晰的法度和典雅的风范。

　　“潘公凯先生在创新实践中尽可能地守护和保留中国画的笔墨，同时又要使这个笔墨传统合乎当前变化了的绘画观赏功能。为此，他把笔墨从小笔小墨改成大笔大墨，使写意花卉的用笔具有大山大水般的气势。近人多从山水画的丰富笔墨和多种皴法中获取营养，引入人物画中。而潘公凯先生的写意花卉，对笔墨层次做了平面化的概括，但在结构和用笔上却更加丰富强劲，比前人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动感，但又通过建筑性的抽象结构获得冷静的平衡。”殷双喜称，潘公凯先生在“有法”和“无法”之间较好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审美语言之“度”，他的作品具有抽象的平面结构关系，但不是完全的抽象形式游戏，他的笔墨既与传统的法度有联系，但又不拘泥于某家某法某派。这种把握中庸之度的能力来自于他对21世纪中国画笔墨发展的清醒认识。

关键词：书画,文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