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希望在哪里？

　　昨日，《章开沅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举行。适逢章开沅教授九十寿辰，学校和院所遵从他本人的意愿，不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只以举办小规模座谈会畅谈学术精神的方式来纪念。(7月9日《湖北日报》)

　　没有鲜花，没有蛋糕，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90岁生日是以一场小型学术研讨进行的。在7月8日举办的《章开沅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的学者第一句话都是祝福“章先生生日快乐”，接着才发表自己对《章开沅文集》出版学术价值的观点。

　　作为名满海内外的史学大家、教育家，作为德高望重的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作为弟子满天下的学术大师，按理说章开沅的90岁生日应该是隆重热烈的，至少他的几代弟子们是非常希望举办一个正式的恩师90华诞庆祝仪式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庆祝方式，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章开沅一概婉言谢绝，不举办90岁生日庆祝活动。

　　遵照章先生意愿，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决定不开展任何贺寿活动，谨以《章开沅文集》出版座谈会以志纪念。据报道，这个座谈会都没有邀请校外人士参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说，不少章门弟子打电话要来参加，但章先生都拒绝了。“这个口子不能开，一开就大了”，章开沅在座谈会上说。

　　笔者认为，11卷本460万字《章开沅文集》是对章开沅先生90寿辰最好的庆祝和纪念，也是奉献给学界最好的一份大礼。朱英介绍说，《章开沅文集》正式出版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学界关注，不少学者致电哪里可以购买。《章开沅文集》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章开沅文集》不仅是其学术成果的整理，更是65年学术人生的盘点；不仅是学术成就的总结，更是一代大师学术思想、人物情怀的体现。笔者认为，答案是一个“真”字。

　　探寻真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章开沅在《章开沅文集》自序中说：“我从不趋时跟风，但却难免喜新厌旧、浅尝辄止之讥，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在多年史学研究，章开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很快就从业已成为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后转入商会研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而最终又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

　　作为历史学家，章开沅肩负重任，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同时更应该是思想家，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社会不应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面对当前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研究者更不应该保持沉默，而要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

　　还原真相。章开沅是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而为国内外史学界称誉的，为什么在学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把研究重点转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呢？按照章开沅自己的说法：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其实，从1979年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他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的勤劳友善给予他深刻的印象。但是，美丽的扶桑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造谣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中国公民，章开沅要捍卫民族的尊严！

　　通过深入钻研金陵大学贝德士文献，章开沅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两部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章开沅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攻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此起彼伏的崎岖现实不但没有挫败章开沅，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已有的信念，仍然坚守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线，与日本右翼势力无休无止的挑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尽管南京大屠杀堪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但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南京大屠杀一度成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为了让这个真相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教育下一代，章开沅积极地参与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足迹遍及中国、北美和日本。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就是他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章开沅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对此章开沅感慨说：史学研究是项寂寞的文字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安于寂寞，甘守清贫，还要有昂扬的斗志。

　　敢说真话。在学界，章开沅还以敢说真话著称。无论在哪种场合，会议、论坛、讲座、演讲、访谈，章开沅都是直言不讳，实话实说。哪怕是得罪人，章开沅也从不说假话，说违心的话，说冠冕堂皇的话，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

　　就拿教育来说，章开沅多次发声，批判不正之风。200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科学发展观，坚守学术道德”的演讲里，章开沅批判了大学近年来的急功近利、大学精神沦丧、学术抄袭等乱象。章开沅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即量化评审体制是学风不正的根源，“很多问题还是教育部自己造成的，就是那一套指标体系，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把底下的逼死了！”

　　随后，章开沅在《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一文中指出，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在《章开沅文集》出版座谈会上，90岁的章开沅不无感慨说：“人生很快，来去匆匆，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都是过客。作为文化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长河的一滴水珠。别人是名师出高徒，我是高徒出名师。不要把老师看的太高，我就是一粒铺路的石子，没有雄心大志，我自称是‘天生老二’。人谦虚一点，多学一点，总有好处。不要当学霸，多元时代，群英并起。不管世事和学派多么纷纭，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学问。自己认为正确的，就一往无前地做下去。”

　　这又何尝不是章开沅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呢？一个“真”字，体现了章开沅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风骨、使命和担当、品格和风范。章开沅做人的真与治学的真为中国学者树立一个榜样，为中国大学点亮一盏明灯。真学者、真学问、真性情，从章开沅身上，我们看出了中国大学的希望所在。探求真知，坚持真理，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多一些章开沅这样的学者，中国大学才有希望！(孤烟直长江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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