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就中国学生挂科发表评论

　　许多学生、家长、SPURA针对以下几点将矛头直指悉大商学院

　　相比其它科目，这一科的上课条件并不理想，师资力量有限，学生对考试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练习。

　　Marking Guide模糊，tutor之间本身就持不同意见，这也造成了学生对如何答题拿分充满了疑惑。

　　事件发生后，校方没有快速、有效的给予回应，并启用了“拖延战术”。

　　(Fail学生名单，大部分为中国留学生)

　　BUSS5000申诉团的团长Jack Lai说到：

　　“考试前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练习，考试是给一个case去分析，但是考前，我们并没有做过额外分析case的练习。

　　他表示，tutor在对marking guide的理解和对唯一一个casestudy的授课方法上不统一，这也造成了同学间的分歧，也是许多同学挂掉的原因之一。他说，“上过这个课的人就知道，这个课的模糊性有多大。”

　　然而对此，悉尼大学ChinaStudies Centre的Kerry Brown教授表示了不同观点：

　　“学校期望学生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准备，(学习)并不只是学校一方面的给予，同时学生真的需要变得非常主动(自学)”，

　　他说，“这里的挑战非常大，因为学校对学生自学的能力有很高的期望，然而有时候中国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充分的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自学。”

　　Kerry Brown教授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的教授，因此他对中国的体制和中国留学生非常熟悉。

　　但他同时也表示，即使许多中国留学生fail这一科目，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思考能力，“他们也许需要用一些他们不熟悉的技巧(去答题)，学校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教(那些技巧)。”

　　而学校方面也会在未来为学生做更多的工作，确保留学生来校之前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悉尼大学准备明年在苏州建立多功能研究中心(Multifunctional ResearchCentre)，帮助他们提前适应未来在悉尼大学的学习生活。

　　但他也同时表示，每次学校增加的新服务，都是额外开销，因此学校确实有自己的“限制条件”。

　　他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这次经验学到点什么，有那么多来自同一个文化背的学生fail了这门课，说明这门课对这些学生来讲很难，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但是SUPRA的主席Christian Jones对此持不同观点：

　　“我完全确信这些学生有能力完成这一个课程。BusinessSchool认为学校的语言学校(CET)应对高fail率负有责任，然而考虑到大部分学生在别的科目上并没有挂科，这便是个莫须有的罪名。”

　　(SUPRA是帮助学生维权的第三方组织)

　　(学生成绩单)

　　他的观点与Argue团团长Jack Lai的意见不谋而合。同样fail这门课的Jojo(化名)虽然对该课程有很多不满，但同时也承认，中西方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她说，“我们毕竟受硬式教育这么多年，思维是很局限的，老师教什么，我们学什么。”

　　而她的观点也与Kerry Brown教授相似，他表示中国的硬式教育在某些领域，像数学，取得了骄人成绩，却在创新领域收获甚微。

　　他说，“这些领域需要人们不断质疑你已经学到的知识。但是总的来说，在硬式教育背景下，中国的老师、教授是非常权威的，学生是很难质疑他们的。中国的教育很依赖考试，而澳洲学校的衡量尺度却不止是考试。”

　　事件回顾-时间轴

　　7月12日：夜晚11时左右悉尼大学BUSS5000学科成绩公布，300余人挂科。

　　7月12日：夜晚12时左右挂科学生申诉群成立，并聚集200余名挂科学生。

　　7月13日：早上8时，250名学生以联名信形式向BUSS5000教学团队提出申诉。

　　7月13日：上午10时，挂科学生与BUSS5000教学团队第一次对话，抗议教学质量和评分标准模糊等问题。

　　7月14日：学生集会抗议，并寻求律师援助。

　　7月15日：学生与学生维权组织SUPRA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

　　7月16日：申诉人数增长至309人。

　　7月21日：学校召开会议，派代表回答学生质疑。校方回应挂科原因在于学生英语水平差。

　　7月21日-今：挂科学生仍在维权当中，关注后续发展

关键词：教授,教育,挂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