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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厌恶达利,谁又赞美他?

来源:凤凰网 作者:云也退 2015-11-18 13:12:15
【字号: | | 【背景色 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

  1934年2月2日,安德烈·布勒东怒冲冲地站在一幅画的下面,画面中,一个怪模怪样的黑衣人蹲踞着,屁股后头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异肢,仿佛恶作剧一般地,被地上的一只木叉架住。他的脑袋略微偏转,迎着观众的目光,观众在布勒东身后聚集起来又散去,嘴里啧啧称奇。

  那幅画的作者,当然是萨尔瓦多·达利。

  (一)

  1934年是达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大群事情陆续发生:他在巴黎办了个展,他跟超现实主义运动宣告决裂,此外,他还和大自己十岁的喀山女人加拉完婚,她的前夫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另一位主将保罗·艾吕雅。“友妻不可夺”,不过,艾吕雅很有风度地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加拉本来就是莎乐美再世,达利虽然明媒正娶,事实上也不过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布勒东的怒,与此无关。

  达利正是眼下上海的热点,一个商场和一个艺术馆同时举办他的展览,虽然高仿品居多,对客流则毫无影响。

  达利大名鼎鼎,又疑点缠身,他是一个疯狂、骄纵、自私、暴戾、有众多恶癖,简直可以说是邪魔在心的人,但也是不世出的绘画天才。一面是疲软的钟表,趴在电话机上的大虾,满身粪便的女人,大群蚂蚁,蚂蚱,燃烧的长颈鹿,蜘蛛网,一大块一大块形状扭曲、恶心兮兮的东西,另一面,他也画奇妙无比的视错觉画,如1934年的《玛·韦斯特的脸》,也能画出一些传递严肃的时政信息的情怀作品,如1936年的《内战前兆》,还有很多富有美感的立体主义肖像画。奥威尔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名文《萨尔瓦多·达利札记》里称,达利是个“野心家和暴露狂,但绝不是骗子”,他的变态,他对性倒错、肉体、粪便、尸身、腐烂物、淫秽细节的痴迷,是“世界陷入一场重病的症候”。

  他一出道就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现在,他的知名度远胜于巴黎的那帮诗人,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这些人以前卫方法创作的诗歌很难拥有不朽的价值,而达利的画作却同他本人的标准像一样,几乎妇孺皆知。不过,论理念,他和布勒东诸人,以及像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如奇里科,还有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如芒莱,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信奉神秘主义,生命真正的律动,真正的艺术灵感,都是非理性的,反逻辑的,是在人世之外的。在探索之初,这些人都决心要成为某种可称为“宇宙意识”的东西的汇聚地和回音壁,他们的创作都不是自我封闭的,以美和崇高为中心的,而是开放的,期待着一些“不可名状的事物”的降临。

  超现实主义是典型的“超善恶”,拒绝以常规的善恶观来评判艺术。他们拥抱地狱,到地狱中去探险,以亵渎神灵和正统的姿态,来表达对同时代人虚伪的“人道”的不满。法国有这个传统:从亵渎圣像的萨德侯爵,到痴迷幻象的皮埃尔·德·奈瓦尔,赞颂邪恶的夏尔·波德莱尔,以及憧憬“纯诗”的兰波,他们都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接一个愤恨地顶撞造物主。奇里科画一个大理石女人躺在木箱上,背后是一条铁路,这幅画没有任何美学范畴的涵义,它只是给人的心灵传达了某种模糊的情感;达利在美国所画的《那喀索斯巨变》,一只手举着一枚鸡蛋,蛋里冒出一朵花,你也一样说不清到底“它要表达什么”。

  达利说过,观众看不懂很正常,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画的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任何创作都不作解释,但是,在另一件事上他也保持沉默,终于导致了布勒东的震怒。

  (二)

  超现实主义者都是亲苏联的。艺术家天生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左派,此乃常识,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他们“幻想粉碎现有的一切”。达利声名鹊起的1930年代,也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右翼势力崛起之时,同时,国际共运召唤着一批又一批激情澎湃的年轻人。超现实主义者一般尊列宁为旗帜,唯有达利,毫不掩饰自己“志不在此”。他已经受到了美国的邀请,在那里他如鱼得水,言行也越发放肆,不怕开罪于同僚。

  1931年,他在美国画了一幅画,把六个列宁头像放在一架钢琴的琴键上,两年后,他又画了一幅色情意味昭彰的《威廉·退尔之谜》,“威廉·退尔”长了一张列宁脸,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这叫“英雄叙事的虚无主义化”。于是便有了开头这一幕:当《威廉·退尔之谜》在巴黎展出时,布勒东特地到场想把它摘下来,付之一炬。不料展方似乎早有准备,把画挂得很高,让他空有一肚子火而无处发泄。

  四天之后,布勒东把达利招来训话——那时他刚从美国“载誉而归”不久——超现实主义大本营的成员纷纷到场,一副会审的架势。这件事非常有名。那天,达利患了感冒,穿了很多衣服,他站在布勒东和其他成员面前,一件一件把衣服穿上又脱下,穿上又脱下,时而穿多一些,时而脱多一些,最后脱光了上身,一边穿脱,一边若无其事地拿体温计测体温。

  多数人都吃吃地笑起来,就是布勒东也没法一直严肃下去。尽管如此,他仍然设法要把达利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恼怒地发现,达利脸上有“纳粹的神采”。不过,无需他动手,达利自己就走了。

  那时他的画已有了销路。过了一年,他又遇到了人生中的大恩人,爱德华七世国王的教子爱德华·詹姆斯。他同达利签了一份协议,每月自由挑选他的画,以高价买入,达利的义务则是必须备足可选购的作品。就这样,他跟一批这类百万富翁和贵族交厚,每个周末都金迷纸醉,觥筹交错。他的画固然惊世骇俗,但以各种糜烂颓废的主题讨好他的金主们,亦是绝对的事实。

  因为詹姆斯的关系,他又在伦敦大红大紫。1936年在阿列克斯、雷德&列斐弗尔画廊的一次个展,展览还没开幕就卖出去七幅画,开幕当天,半天的时间就有15幅画有了主人,要知道展出的总量不过47幅而已。

  说一个艺术家“也是个成功的商人”,算不得什么冒犯。当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传来,正在赚钱赚得乐不思蜀的当口的达利,回国看了一下之后就决定离开,丝毫没有“共赴国难”的兴趣。他是聪明人。他走后不久,老家就遭到洗劫,然后祖宅挨了轰炸,大部被毁。正如日中天的他突然就流亡了,在流亡途中,爱

  德华·詹姆斯慷慨地把私家房子让给他住,在那里,达利夫妇还认识了可可·香奈儿。

  (三)

  另两位首屈一指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和米罗,声明支持共和政府,达利却无动于衷。人跟人的差别如此之大:达利的妹妹安妮·玛丽亚在内战中惨遭抓捕,受尽拷打,他的好友加西亚·洛尔卡被长枪党杀害,这些似乎都改变不了他保持中立的决心。尽管如此,大师一出手还是让人叹服的,他的《内战预感》,依然是用他所中意的人的肢体构造起了全图,你却感觉不到淫猥的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呼之欲出的痛苦,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嘶喊。

  但他终究弃欧就美,做出了人生的一个关键抉择。

  美国对达利而言,真是如同第二故乡一般。人们无法责备达利犬儒,因为谁也不能断言,在价值的天平上,从事艺术一定低于投身动荡的阶级斗争、革命或者明明各怀鬼胎的“反法西斯运动”。

  美国批评家从1930年代开始,就把达利推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位在布勒东、艾吕雅之上。跟欧洲人不同,美国人把超现实主义主要看作一种视觉实践,不欲从中吸收诗歌、宣言和革命方案。但是,超现实主义,特别在纽约,具有一种轰动性价值,大众拿它当一种时尚;同时,达利作品的内容是“超善恶”的,而美国人看待达利的行为也凭着一种“超善恶”的眼光,宽容他的各种乖张放纵,嗜痂成癖,这一点,恐怕达利本人都没有想到。

  美国人眼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是被抽离掉了社会和政治背景的。他们拥抱它,却不看它的来源:它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幻灭中产生的,艺术家们在完全非理性的环境下,带着激愤、压抑、绝望而工作——隔岸观火的美国大众却完全看不到这些,他们追捧达利,仅仅是出于猎奇——和今天的观众并没有本质区别。

  达利第二次赴美是在1936年,有作品展览,有讲座,他要代表整个超现实主义运动向观众发言。他作品中的夸张、浮华、腐朽和颓废,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全部,策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展,相当于以怪诞的“异域风情”来赚大众的钱。

  严肃的艺术批评家看到了达利/超现实主义同商业的危险结合。例如,《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就发表了弗兰克·卡斯珀斯的署名文章,指出超现实主义一登陆,“它就被一伙势利的有钱人给接了过去,这些人以为大众不懂,就假装自己很懂这个运动。自然,那些想要贩卖点东西的人也跟了过来,大做文章,极力夸耀,他们开始利用超现实主义,给这一精致而浮夸的形式吸引眼球和资金。”简言之,有钱人争当达利的知己,精明的商人借机炒作,告诉大众,达利是那个诱人的、进入门槛很高的“上流社会”的时尚。

  欧洲的有钱人会出于附庸风雅而资助艺术,而美国的有钱人,是最不屑于附庸风雅的。达利恰好投他们所好,因为他的艺术是对欧洲“风雅”的颠覆,是种“反艺术”,如果他算是文化英雄,那么也绝对是个反英雄。1936年达利上了一次《时代周刊》封面,他面容年轻,胡子惹眼,直视着镜头,背景则是一片黑暗,增添了他的神秘气息。奥威尔准确地指出,为什么《时代周刊》会加入到追捧达利的行列里——因为美国人浅薄,没文化,只喜欢耸动的东西,厌恶高级的、严肃的思想:

  如果你把这本书(指达利1942年出版的自传)拿给……对“附庸风雅之式微”倍感欢欣的《时代周刊》的主笔们……去看,他们的反应你不难想象,他们会拒绝看到达利的任何优点,他们不仅不会承认在道德上堕落的东西可能有审美的正当性,而且,他们真心希望艺术家做的,就是拍拍他们的后背,跟他们说,思想是完全不需要的。

  不需要思想,只需看着新奇,好玩,滑稽,哪怕骇怖,总之与众不同,能从大众口袋里掏到钞票,它就是最“好”的艺术。

  达利从未放弃以艺术家自命,但他也很适应美国的这套消费主义运作,两边一拍即合,达利从来没有觉得,去接一个商业机构的单子,去当一个大众文化里的符号,有什么不妥。实际上,生活在20世纪,你真的没法说,只有像拉斐尔那样去给大教堂画天顶画,才算是有尊严、有品格的艺术家。可是,这里面肯定有些事情是出了问题的。当达利在战时出版了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对这本在奥威尔眼里“散发着恶臭的书”,美国大众仍然是以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态度来接受的,他们对它里面显著的邪念无动于衷。

  出面反对达利的,还是那些从欧洲流亡过来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布勒东嗅到的希特勒的味道,他们也能分辨出来。美国人,或许可以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一锤定音之功,可是极端反讽的是,他们在自己国内热捧一个不乏希特勒特色的西班牙艺术家,全盘接受他的趣味与个性,他们视超现实主义为一群暴露狂、自恋狂的游戏,以作秀为最大的诉求,就是受到达利的影响。

  借了美国人的力量,达利拥有了无远弗届的名望,他的影响力持恒至今,而同样坚挺不衰的,是将文化艺术做纯商业化、娱乐化处理的“美国模式”。达利是艺术家,可能也是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有在被折合进一种时髦,或一种跳梁小丑式的炫耀的情况下,才算是被大众所吸收。单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然太美国了,矜持的判断,独立的见解,总是被“大家都在看”吞没得了无声息。

关键词:达利,大师,绘画,艺术

责任编辑:李兴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