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赋予传统海派崭新生命力

▲渔业丰收(中国画)林风眠作

▲茨坪新貌(中国画)应野平作

　　晚清以降的海派绘画，当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于花鸟画方面最早破陈立新而开启格局。当时山水画仍大多因循四王画风，直至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郑午昌诸辈出，才真正意义地赋予海派山水画昂然革新的生命力。如果说花鸟画新貌是清末民初的产物，那么，山水画的革新历程，则贯穿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其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创作放任自流的时期；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主题创作成果累累的时期。

　　“家家石涛、人人八大”

　　20世纪上半叶，缘于欧风东渐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全国人才纷至的上海逐渐崛起，中国绘画中心也转至海上。此结果，既隐含着绘画艺术对于社会经济的依赖，亦彰显着由社会政治转型而作用的极为复杂的绘画观念变迁等问题。向来作为中国绘画之大宗的山水画，自辛亥革命以还，明代吴派以及清初四王、吴、恽势力，仍然统治着画坛。据俞剑华发表于1934年的《七十五年来的国画》一文中说：“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而大千天才横溢，每一命笔超逸绝伦。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时人所重视，且价值日昂，学者日重，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

　　可见，尽管有吴观岱等倡导石涛画风在先，但毕竟影响不大，真正将以石涛、八大为首的野逸派引入海上画坛并使之成为一股潮流的，张善孖、张大千当居首功。此后，海上画坛由师法石涛、八大辈之野逸派而知名的画家日渐增多，如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钱瘦铁、张石园、唐云、刘海粟、潘天寿等等。与此同时，自20世纪初社会发生转型，使得清廷秘藏为世人所能见，加之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令高古珍迹进一步得见天日，推动了一般大众得以观摩学习古远传统的开阔眼界进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北而南，从金城、溥儒、陈少梅，到张大千、吴湖帆、沈迈士、李秋君、袁松年、谢稚柳等，流风所向，生逢其时的这些画坛巨擘，或师法宋元笔墨而为时人换眼，或筑基于四王吴恽和四僧，进而转师宋元乃至晋唐以贯通古今成自家之面貌，或由师古人再转师造化而成时代之楷模，再加上某些融汇中西的思想倾向，海上画坛，欣欣向荣。

　　综而言之，从摹古风气中脱胎出来，回归中国画笔精墨妙、探颐求深的本体性，是此一时期中国画坛的重要思潮。正是基于此，无论北方以金城为代表之旗帜鲜明地师法宋元山水实践，还是海上师法以石涛、八大为代表之野逸派，推崇写生以图突破自董其昌以来之旧习的张大千兄弟、钱瘦铁、贺天健诸辈，抑或继续上探宋元晋唐传统，将高古高华气息糅入现代创作的吴湖帆、谢稚柳等人，乃至学习借鉴日本画的岭南高剑父、陈树人之类，尽管外表形式五花八门，却都表现出了维护以艺术为本体的立场倾向。这种大胆进取、融会中西、借古开今、回归艺术本位的努力，不但打破了南北宗三百年来的森严壁垒，亦使中国画画坛得以重整自晋唐以来的传统资源而继往开来，此仅从对传统绘画的重新认识和清源正流而言，就是一个重大突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技法层面，都取得了至少超越明清的成就，尤其是基于书画鉴定基础上的美术史研究，可谓真正厘清了中国画自晋唐至今的流变传统，为后人释疑解惑登堂入室带来了极大便利。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40年代海上几大画室的创立。这些画室如赵叔孺之二弩精舍、冯超然之嵩山草堂、张大千之大风堂、郑午昌之鹿胎仙馆、吴湖帆之梅景书屋等等，在其时不太重视传统画学的艺术院校体系之外，为中国画坛培养了一批传统功力扎实的特出人才。其中若论培养人才贡献之巨当属吴氏梅景书屋，门下王季迁、宋文治、俞子才、朱梅邨、杨石朗、陆抑飞并擅山水，陆抑非、张守成工写花鸟，尤以宋文治、陆抑非、王季迁、俞子才为特出，成海内外名家；此外，嵩山草堂亦是弟子众多，郑慕康、张穀年为其中翘楚，尤为著名者当属陆俨少。而学生更多并且遍布南北画坛的当属张大千之大风堂，佼佼者如胡若思、刘力上、何海霞、俞致贞等，还有受其恩泽而著名者，如谢稚柳、胡也佛、于非闇等，可谓影响深广。

　　“艺术为人民”的新国画骤然兴起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画创作的题材和风格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崇尚“艺术为人民”创作理念、借鉴写生方法、具有那个时代特殊生活气息的新国画骤然崛起，从而拉开了另一个时代的帷幕。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绘画，尤其中国山水画，多缘于那种“道法自然”以及“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超脱情愫，是蕴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老哲思，向往平淡天真的自然、自由之境的艺术。山水画的产生，主要是中国古代具有深厚文艺修养之人士追求心灵自由的出世思想之产物。上世纪50年代，一场“改造中国画”的运动蓬勃开展。以李可染、傅抱石、石鲁、钱松喦、关山月等为代表的“新山水画”杰出画家由于顺应了艺术表现时代的审美特点而迅速崛起，此类现实主义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1956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国家拟建北京、上海两个画院，以推动中国画的传承和创作。同年8月，成立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后经四年筹备，于1960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这无疑形成了一个名家荟萃的中国画创作大本营，成员有吴湖帆、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贺天键、潘天寿、沈尹默、张聿光、江寒汀、唐云、钱瘦铁、关良、吴青霞、商笙伯、吴东迈、王个簃、陆俨少、陆抑非、来楚生、张大壮、马公愚、陈巨来、程十发、谢稚柳、陈佩秋、刘旦宅、朱梅邨、邵洛羊、谢之光、陈秋草、孙雪泥、樊少云、俞子才、沈迈士、黄幻吾、陆小曼、陈小翠等等，囊括了进入新中国的海上画坛主体力量。

　　画家皆以绘画创作为天职，无论是画院画师，还是院外的中国画家，摆在海上画坛艺术家面前的是中国画创作如何不延续旧轨，另辟蹊径，呼应“艺术为人民”的新的时代的需求。这也是对画家们艺术创新的一大挑战。

　　由于人物画更适宜表现现实生活，受到空前的重视，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了适应主题创作的需要，山水花鸟画家们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在山水背景中添加上红旗、水库、拖拉机等以表现劳动大场面；运用象征寓意手法，在万年青画面上题写“祖国万岁”等等，成为一时风气。

　　难能可贵的是，以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为主体的海上画家群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概念化的创作方法，而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传统中国画本深厚功力，探索前人未曾涉猎的题材内容和形式技法，使其既能符合当时时代需要，又能保持相应艺术水准和格调。于是，棉花、水稻、玉米、山芋、蚕豆乃至带鱼、荷包蛋之类前人所从未画过的题材，都被画家们出奇制胜一一入画。吴湖帆甚至还成功画出了《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图，以写实手法再现了核爆场面，却并不减损中国画特有的韵味。这些杰出的画家几乎都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画创新中。他们用绘画手段为人民大会堂，以及电影院、宾馆、客轮作装饰布置；深入基层为群众文化活动作辅导，同时还深入至基层工农兵中与其同吃同住，体验劳动民众真实生活，甚至于积极参加消灭血吸虫的社会运动。他们还为中国动画片的民族性而出谋划策，亲自操刀；他们更在画院和美协的组织下进行万里旅行写生，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感染，表现现实生活、讴歌劳动人民的新国画作品屡屡涌现，且成就斐然。吴湖帆中后期的山水，有意识地把焦点放在中景上，减少流行标签，强调诗境词境，达到余韵不尽的效果。贺天健以出游拓展题材，以讴歌祖国河山为主题，胸有成竹，下笔恣肆，斐然成章。陆俨少以“爱新就新”的口号，以与古人血战的勇气，创建了峡江险水的时代新风貌。程十发借少数民族及牛羊鸡犬题材，驰骋其糅合了文人趣味与民间艺术趣味的独特领地。唐云、谢之光、张大壮、林风眠、沈迈士、王个簃、戈湘岚、孙雪泥、应野平、俞子才等高手，无不各抒己意，展现风流。

　　这些杰出的海派艺术家既经历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即凭借传统活力吐故纳新、融合中西的中国画复兴运动；同时又经历了新中国所倡导的以“写生”“创新”为关键词的、强调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崇尚主题创作的新国画创作浪潮。这个时期的海派画家群体的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他们适应了新形势下的中国画创作理念，走入社会，走入生活，创作出许多既无愧于其所处时代，又丝毫不逊色于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作品，赋予传统海派绘画崭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